中国国民党是由兴中会，同盟会等政治团体逐次演变而来的政治组织，在中国大陆活跃于1894到1949年。其组织名称的变化过程为:兴中会（1894——1905）同盟会（1905——1912）国民党（1912——1914）中华革命党（1914——1919）中国国民党（1919——？）国民党的组织形式也有着逐步优化，改变的趋势，对前期国民党的组织影响较大的事件，便是国民党的“改进”与“改组”。
首先需要表明的是，改进和改组虽然名称相似，但从其改革内容等主要方面来看，应该是两次截然不同的改革。1923年的改进所颁布的《国民党总章》类似1919与1920年分别颁布的相关文件，但1924年的《总章》则大部分相似于1919年俄共（布）八大的《俄共（布）党章》。如果二者属于同一任务，则国民党不能，也不需要在短短的一年内大张旗鼓地多次改动党章这一党的纲领性文件。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客观上改进为改组提供了一定基础，但并不能认为改进和改组属于同一任务的不同阶段。
首先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为什么改进？
国民党并非一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相反，国民党自成立起，是一个以留洋学生，知识分子，海外华侨为基础的政党，知识分子尚自由与民主，轻视纪律，唯恐有“专制”之嫌，因此党内纪律不严，组织涣散，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感慨国民党内虽有志勇之士，但其牺牲精神并非出于党的领导，而是自发的行为。以至于在护法运动时期，大多数人只关注孙中山领导下的广东，西南军阀对抗北洋军阀，当时发展已经二十多年的国民党反而毫无声迹。
另一个原因在于孙中山领导革命力量进行多次军事行动的失败。护法运动中，南北私自议和，以武力迫使孙中山出走。1922年陈炯明叛变，武装逼宫导致二次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也因此逐渐转向培养党务而非依靠军事冒险。
1922年9月，孙中山召开会议，任命了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经过数月活动，1923年1月国民党宣布完成改进，并颁布相关党内文件。这次改进特点十分明显:
一是这次的行动，是一次真正的“孙中山与国民党”联合的行动，孙中山任命了委员会共同进行工作，而非单人奋斗，这在国民党历史上尚属首次。
二是在改进期间，孙中山和国民党也逐步确立了联俄联共的方向。1922年8月，共产党党员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进行改进工作，陈独秀也被先后任命为起草委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参议，其他有代表性的共产党人有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林伯渠和任宣传部干事的张太雷（这也能反映这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联合有明显的目的，即看中了共产党的宣传能力）在联俄方面，马林等人直接参与了国民党的改进工作，并且在改进完成后的1923年1月26日，双方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确立了国民党与俄共的联盟关系。
这里可以稍加介绍孙中山的联俄思路。
起初，孙中山最先关注的是俄国的军事相关，如孙中山曾想俄国提出要求俄国帮助其在西北组建一支军队或者红军入满洲干预。但俄国方面则在同意越飞“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后，开始提醒孙中山关注党建，而非不切实际的军事行动，如1923年7——8月，双方曾互派代表访问，蒋介石代表团任务在于考察俄共军队建设，俄方鲍罗廷身份则是“政治顾问”，可见双方关注点此时仍然有差异。
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开始于鲍罗廷到达之后不久的1923年10月，具有明显的突然性，因此国民党的改组应该是出于俄共的助推，鲍罗廷的个人宣传和孙中山等国民党元老长期以来的认识进步这三方面。
首先，在双方开始合作后，俄共就开始注意国民党的组织工作，鲍罗廷此次来华负责改组，应该也有“上级指派”和“个人见闻”两方面的理由，如鲍罗廷认为“若国民党不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就不会是什么现实的东西，但现在这个样子的国民党又不能担任这个运动的领导工作”。鲍罗廷来华后，在多次与孙中山的会议，宴会上宣传了俄共的军队政工和党建工作，凭借出色的政工能力说服孙中山进行国民党改组，孙中山联俄的思路，也从军事转向了政治。
其次，孙中山及一干国民党元老也并非对国民党的问题一无所知，如廖仲恺在1923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三次失败，均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吾党情形，目下除少数干部，并无党员……倘非从下层多做工夫，而徒拘泥于上层干部，必不足以负此伟大责任”。孙中山之前也有尝试但都失败，如1914年改立中华革命党，要求按指模宣誓遭到大部反对。因此改组是彼与己的双重动力下的行为。
1924年的改组，有着明显的底线，即“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究其本意，就是保持三民主义不变，不“赤化”，吸收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以加强国民党实力。这是由于虽然俄共为孙中山提供了大量支持，但孙中山对共产主义并不感兴趣，多次表示“共产主义断断不能实行于中国”“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民生主义所包含”。因此此时对共产党的吸收，也和前一次的改组一样有明显的目的，即看中了共产党的组织能力。
1924年改组颁布了新的《国民党总章》。国民党全方位地借鉴了俄共的组织。
第一，国民党仿照俄共，建立了中央——地方的各级权力机关（XX代表大会）执行机关（XX执行委员会）监察机关（XX检查委员会）。
第二，国民党采用了独具特色的委员党首并存制，在借鉴了俄共委员制同时考虑到孙中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保留了党首制，保证国民党在改组后不至于发生混乱。
第三，国民党采用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强调了党内纪律，但这一原则实际上并没有全方位落实。
第四，国民党模仿俄共党章，设立了专门的“纪律”部分，但是规定较为松散，宽严不一。
第五，国民党党章模仿共产党“支部”的内容，规定“区分部为本党基本组织”，相较于之前国民党党员基层管理的涣散，全国数十万党员各自为战的局面有了明显改观。这也是改组突破改进的最大点，即由注重上层转向注重下层。
第六，国民党正式将党放在国上。孙中山在寻访西欧各国时曾经希望建立多党的政党政治，并不主张国民党具有垄断性。但在宋教仁遇刺，北洋政府的议会政治名存实亡后，孙中山思想发生变化，尝试以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逐步由国民党一党转为多党的政党政治，强调党领导政与军。需要注意的是，孙中山大力主张共产党并入国民党而非双方联合，也有以国民党一党之力实行三民主义的考量。
第七，国民党终于开始向国民的党转变。长期以来，国民党群主基础差的问题一直存着，也无法解决，孙中山对中国百姓的文化水平持悲观态度，只能周旋于南北之间，备受排挤，而无法利用革命力量，甚至1922年4月陈独秀还向维经斯基表示共产党若加入国民党，则会在全国基础全失，可见国民党基础之差。在俄共多次提醒和共产党的劝说下，孙中山接受了发动群众的观点，国民党一大也宣称“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讽刺的是，此时在国民党中负责群众运动的人员，大多属于日后国民党的劲敌——中国共产党。
第八，国民党开始建立“党军”。孙中山对俄共的红军制度非常感兴趣，也尝试建立一支武装但不被其反噬，却始终不能成功。如护法运动时期孙中山建立党军，令全体士兵宣誓入党，并交由亲信陈炯明率领，但之后这支军队便在陈炯明麾下武装逼宫，孙中山仓皇出逃。这标志着孙中山建立党军的失败。鲍罗廷来华后，孙中山对其宣传的军队政工极其推崇，表示“这项工作我们没有，我们应该有”。1924年，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培养了一批具有军事才能的党干部，并以其为党代表加入各级军队，保证了党军的纪律，战斗力和政治性，这是中国军队建设史上划时代的一次改革。在以前，国民党甚至无法控制广东，但在这之后，国民党挥师北伐，大破不可一世的北洋军阀，这与国民党的改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通过改组，国民党群众基础极大地扩散，党内组织效率大幅提高，并建立了一支新型军队，这让中国政治进入了崭新的“党治”时代，国民党也因此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