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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彩 提 要
孙犁，原名孙振海，后更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中国现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历任天津日报社副刊科副科长、报社编委，中国作协天津分会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
1913年5月11日，出生于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孙遥城村。1924年，跟随父亲前往安国县城上高级小学，开始接触到"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1937年冬，抗日战争爆发，孙犁加入抗战工作，并编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的小册子，指导敌后的抗日宣传工作。1944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1949年起，主编《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等职。1951年起，出版长篇小说《风云初记》。1956年，发表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孙犁
孙犁抗战小说创作缘起
孙犁的文学创作最初萌芽于青年时代。孙犁在初中读书时就创作了小说《孝吗？》和剧本《顿足》，描写朝鲜青年不甘心做亡国奴，决心和敌人斗争到底。1937年的7月底、8月初，北平、天津失守，日本侵略军又打到保定。孙犁曾想南下，因无路费未成行。
1938年春，孙犁参加了抗日工作，担任冀中人民武装自卫会的宣传部长，他说：“冀中平原是大风起兮，人民是揭竿而起……在敌人铁蹄压境的时候，他们迫切要求执干戈以卫社稷。他们苦于没有领导，他们终于找到共产党的领导。”
此后，孙犁到冀中抗战学院任教官，讲授抗战文艺和中国近代革命史。1939年春，他被调到冀西阜平，先做晋察冀通讯社的通讯指导工作，后到文联、晋察冀日报社、华北联大高中部，做编辑、教学工作等。1944年秋去延安“鲁艺”工作。
这一阶段，孙犁在工作、学习、文学创作中有很多感悟。他后来回顾：“在这一时期，我认识了当代一些英才彦俊，抗日风暴中的众多歌手。伟大的抗日战争，把祖国各地各个角落的有志有为的青年召唤到民主革命战争的前线。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奔向前方，他们是国家一代的精华，蕴藏多年的火种，他们为抗日献出了青春的才力，无数人献出了生命。”从1939年春，他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写过叙事诗、散文、小说等等。1945年，他在延安“鲁艺”时，创作脍炙人口的小说《荷花淀》，及其后一系列反映冀中平原、冀西山区人民抗日斗争的作品。他把对抗战英烈赞颂、怀念的情感倾注在他的作品中，认为：“他们的战斗、牺牲，是没有个人的要求的，是没有个人的计较的。你说是受苦受难也好，你说是命中注定也好，你说是一片空白也好，中国的历史，总会记得这样一批战士，我们的地图，标志着他们荷枪实弹战斗过的许多地方。”（刘宗武：《孙犁一生的三次选择》，《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4期）
抗战时期孙犁抗战小说的创作特点
孙犁在抗战时期的代表作品是短篇小说《芦花荡》《荷花淀》《嘱咐》《采蒲台》等，大都以他的家乡冀中平原农村为背景，描写抗日根据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艰苦抗日斗争。他的创作生动、细腻，如《荷花淀》和《芦花荡》，一篇写孩子，一篇写女人，“恰恰是与硝烟战火离得最远的两种人。这是为什么？在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的英雄们难免要困惑与不满。他们不知道，任何艺术家天生都不喜欢单刀直入的角度，他们宁愿迂回，宁愿绕到事物的后面，抑或从人们寻常所不见的某个偏僻的侧面入手……比如女人和孩子，最不适合战争，但恰恰因此，从女人或孩子的角度刻画战争，可能在艺术上是最震撼人心的。”（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284页）曾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的方纪后来回忆：“《荷花淀》无论从题材的新鲜，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法的新鲜上，在当时的创作中显得别开生面。”“就像是从冀中平原上，从水淀里，刮来一阵清凉的风，带着乡音，带着水土气息，使人头脑清醒。”（方纪：《一个有风格的作家——读孙犁同志的〈白洋淀纪事〉》，《新港》1959年第4期）
不同于丁玲的五四文学传统创作模式和赵树理的民间文学传统创作模式，又在文学创作上远离较为普遍的“政治—功利”的叙述模式，孙犁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追求自己的诗情、意境和风格，更多地延续了古典雅文学的传统。在价值取向上，标举和弘扬中华民族数千年生生不已的道德品格和性情本色；在艺术风格上，继承了唐人纪事的返璞归真和明清小说的素朴清雅；在语言表达上，深得中国古典诗歌、散文行文造句的神髓。这使孙犁的抗战小说虽然着力歌颂抗战民众，却因其清新别致的创作手法，使其创作在政治、意识、阶级立场、大众话语等时代要求规范下，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命运。但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下，从文学发展史的层面对其重新考察，更透视出他在传承雅文学传统文化、再构民族艺术、坚守人性立场等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在孙犁的小说中，诗情和意境是相辅相成的，例如《荷花淀》的描写记述：
月亮升起来了，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中，手指上缠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的雾，风吹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花香。
孙犁作品中这样诗情画意的描写意境，来源于他的创作激情，同时来源于他善于挖掘劳动民众的人性美、人情美的创作个性，形成了他独特的小说创作风格。诚如他曾经总结说：“我的创作，从抗日战争开始，是我个人对这一伟大时代、神圣战争，所做的真实记录。其中也反映了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前进脚步、我的悲欢离合。反映了这一时代人民精神风貌的作品，在我的创作中，占绝大部分。”“《荷花淀》所写的，就是这一时代我的家乡，家家户户的平淡故事。它不是传奇故事，我是按生活顺序写下来的，事先并没有什么情节安排。”
抗战时期孙犁创作的小说，以抗日战争中的根据地生活为中心，他很少直接表现流血死亡的战斗场面，也并不刻意渲染强烈的战争氛围，而将生动细腻的笔墨用于展现根据地农民（尤其是青年女性）勤劳勇敢的性格、深明大义的精神、细致婉转的心理，使小说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优美的抒情格调。他的小说多方面地介绍不同人物，如《荷花淀》的水生嫂在月下编织苇席；《山地的回忆》的妞儿在纺车上纺线织布；《荷花荡》《碑》中撑船老头或赵老金、赵大娘在捕鱼撒网，等等。“这些艰辛而又喜悦的劳动，既出于普通农民对于乡土的天然热爱，也出于他们对国家、对抗战、对子弟兵的赤诚奉献。对于乡土观念浓重的中国农民来说……乡土是他们生老病死、香火延传、幸福悲欢的全部所在。”
有论者认为：孙犁作品的感情不仅是真诚的深厚的扎实的，而且有着多方面的内容。《荷花淀》描写了胜利时的欢乐；《碑》表现了悼念战士的沉痛；《芦花荡》描写了化智慧为力量的仇恨；《山地回忆》歌颂了人民对干部的体贴；《嘱咐》表现了夫妻之间的思念；《小胜儿》歌颂了对于爱情的忠贞；《“藏”》描写了夫妻之间误会的消除；《钟》表现了被压抑的爱情的生长，孙犁作品所表现的感情是各个方面的。（王志强：《从抗战小说看孙犁的艺术风格》，《抗战文艺研究》1985年第2期）
针对孙犁的前期作品以“那种浪漫激情吸引人”的观点，论者认为：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孙犁的创作激情不是以浪漫的形式来表现。只要细心读一下他的《碑》《钟》《芦花荡》等感情比较浓郁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的作品是感情的积蓄，而不是感情的爆发……在他的作品中时有抒情插笔出现，但总是适度的有节制的，因为他知道感情的稍微失度，就会破坏艺术效果，真实、朴素、自然地表现自己的感情，而又不使读者感到平淡，反而显示出感情积蓄的丰富，这也许是艺术上的最大困难，孙犁进入了这样的境界。真实、诚挚、自然、含蓄、适度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孙犁作品的感情特色。他不追求感情的表面效果，却有着深刻的艺术感染力。
新中国成立后孙犁抗战小说的创作特点
孙犁的抗战小说塑造得极为出色的是青年妇女形象，像《芦苇》里的小姑、《老胡的故事》里的小梅、《荷花淀》和《嘱咐》里的水生嫂、《麦收》里的二梅、《碑》里的小菊、《钟》里的慧秀、《藏》里的浅花、《小胜儿》里的小胜儿、《光荣》里的秀梅……一连串露珠闪烁的名字，寄托了孙犁最为眷恋的一族。他在这些人物塑造上存在着明显的二元对立现象，美与丑、好与坏泾渭分明；政治与道德、外表与内心简单浅薄，这显然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孙犁在《风云初记》和《铁木前传》的创作时，在两部小说主要人物俗儿和小满儿的身上，他一改以往二元对立的人物创造模式，使这两个人物形象成为孙犁小说中的另类。
在这两部抗战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孙犁意识到以往所塑造形象的单一性与扁平性，因而试图塑造出像俗儿、小满儿这样具有复杂性格的活生生的人，但是在高度统一的政治话语环境中，孙犁又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孙犁在两个外表秀美、充满生命力的青年妇女身上寄寓他的人道主义关怀；另一方面，当时的主流文学又不允许孙犁对这样的人态度暧昧，因而在作品中，孙犁又不得不从道德和政治两方面对这两个人物予以否定。
从孙犁在这两部小说中的俗儿、小满儿这两个女性人物身上，可以看出，尽管孙犁默认了当时主流话语的合理性，也想努力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向主流话语靠拢，但在他的意识最深处，人文精神、人道主义关怀却是居于终极地位的，这也是孙犁小说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至今仍获得广大读者喜爱的最主要的原因。
亦有论者对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从主客观层面提出批评意见，认为无论是文学成就还是社会影响，《风云初记》都远不能与其短篇小说相比。
就主观层面而言，首先，在艺术表现的结构方面，孙犁在1977年写的《关于长篇小说》一文中曾谈到长篇小说结构中容易遇到的问题：“写作长篇小说最容易遇到的问题是：中间枝蔓太多，前后衔接不紧，写到后来，像漫步田野，没有归宿；或作重点结束，则很多人物下落不明；或强作高潮，许多小流难以收拢；或因生活不足，越写越给人以空洞散漫之感；或才思虚弱，结尾已成强弩之末，力不从心。甚至结尾平淡，无从回味；或见识卑下，流于庸俗。”
其次，在人物塑造上，《风云初记》形象塑造得并不充分，作品的前半部分除了李佩钟形象的复杂丰富面貌有所展现之外，其他人物的个性都很不鲜明；作品的另一个形象俗儿，人物塑造太过简单笼统，偶尔出场展现行动，也完全缺乏必要的思想主导性，结果是人物形象特征涣散，完全成为了一个有名无实的面具。全篇而论，没有将人物个性刻画鲜明，没有塑造出真正能够站立于文学史之上的文学形象。
再次，在长篇小说的独立的思想深度和时代纵深度的表现上，《风云初记》都有一定的追求趋向，但却都没有贯彻和深入。
就客观层面而言，首先，与孙犁的个性、气质以及创作时的身体状况有关。孙犁是一位对故乡、亲人、童年都有深厚情谊和记忆的作家，也深知自己创作的长处与短处。他后来反思自己：“《风云初记》没有写完，是因为我才情有限，生活不足。你看这部作品的后面，不是越写越散了吗？我也缺乏驾驭长篇小说的经验。”（ 孙犁：《澹定集》，山东画报社1999年版，第10页）这部小说，他从1951年开始写作，直到1962年才完成，可见他身体健康状况的不佳和创作的艰难。
其次，与孙犁对长篇小说文体特点的掌握以及其所接受的文学传统影响有关。孙犁前半生创作的都是短篇小说，而《风云初记》具有历史宏大画卷的创作目的，是史诗性长篇小说框架。但孙犁在创作技巧和方法上，仍是以他最擅长的短篇小说的创作方法来写这部长篇小说，没有充分展现出长篇小说、特别是现代长篇小说的独特艺术特点。
就艺术传统的表现而言，《风云初记》有较深的传统中国小说和西方抒情短篇小说印记，却少有西方现代长篇小说的特征。这部小说亦受到时代政治因素的影响，1940年孙犁曾因其创作特点与时代要求不完全合拍，而被批评为“客里空”；新中国成立后仍有文章批评其创作中的“小资情调”，这对孙犁《风云初记》的写作是有影响的。
从文学角度说，孙犁突破自己以往的短篇小说方式，尝试写作“时代风云”的长篇小说，意义非凡。晚年他对自己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人的一生，无疑是个大题目。有不少人，竭尽全力，想把它撰写成一篇宏伟的文章。我只能把它写成一篇小文章，一篇像案头菜花一样的文章。叶菜花也是生命，凡是生命，都可以成为文章的题目。”（孙犁：《菜花》，《如云集》，山东画报社1999年版，第25页）有论者总结：《风云初记》的失败与其说是孙犁的遗憾，不如说是时代的遗憾。（贺仲明：《文体·传统·政治——论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1月3日《团结报》文史周刊第8版刊登此文
作者：李仲明
编辑：王富聪 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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