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明朝对辽东地区的治理、明初辽东社会概貌与其边疆体系

原标题：明朝对辽东地区的治理、明初辽东社会概貌与其边疆体系

历史时期以来，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的经贸往来主要依托两大因素：地理环境和政治关系。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辽东地区与朝鲜半岛间自然地貌基本为人们所熟知，水陆交通能力提升亦加快了经济交流的步伐。明代以后，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区域政治生态对中朝贸易影响越来越大。有明一代，中国与朝鲜半岛政权构建了宗藩关系的典范，辽东地区边镇与朝鲜半岛属国的政治属性保持始终。国家层面的政策调整、外缘社会的聚变与裂变均导致中朝贸易活动呈现不同形态。明初，国家始建，周边疆土仍有待收复。明代中期，辽东防御体系逐步完善，中朝交往模式基本确立。

其间，贸易成为中朝双方交往的重要内容，对以朝贡为核心的宗藩体系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以前，辽东地区各民族仍依地理条件从事游牧、农耕、渔猎等生产活动。明廷将辽东地区打造为军事重镇，营建卫所、驿站、墩台等防御网络的过程中，在腹地推行屯田制度，在周边实行羁縻统治，形成了和谐统一的动态边疆体系。“它既承袭了蒙元时期的疆域概念，更传承了数千年中原王朝‘华夷之辨’的‘天下一家’的民族观念。”

一、辽东都司的建立与防御体系的发展

洪武年间，明朝在辽东的军政活动的核心目标为恢复元朝原有疆域，并建立行之有效的防御制度，发挥“京师左臂，西拱神州，北连胡寇，东邻朝鲜”的边镇作用。明廷首先在辽东军事要冲设置卫所等防御重心，再修复通往四处的驿站体系，同时设兵屯守将其连成一片。这些镇、卫、所、堡、驿站、墩台等军事堡垒具备戍守边防、交通运输、信息传递等功能，构建起辽东防御网络。

洪武元年（1368）七月，明军攻克元大都，开启攻取元朝疆土的进程。辽东地区蒙古王族后裔及故元权臣拥有雄厚的军事实力，其与漠北王廷互为声援，对幽燕之地构成极大威胁。朱元璋对辽东割据力量及各部族实行政治招抚与军事攻伐相结合的策略，征服与统治双管齐下，务必保证东北边疆巩固与发展。朱元璋设置定辽都卫，任命马云、叶旺为都指挥使，令其“总辖辽东诸卫军马，修筑城池，以镇边疆”，明军首先进驻辽河平原东部，设置辽东都司及主要卫所，修筑城池，逐渐清除故元势力。金、复、海、盖、辽阳、沈阳等处卫城修缮一新，军民各安其职。

以纳哈出集团为代表的故元势力已退缩至辽东西北部。纳哈出身为元朝勋臣木华黎的嫡系子孙，对元朝上层政治集团影响颇大。其主要活动区域为吉林农安至辽河以北一带。以卫城为核心的辽东防线日趋严密并向纳哈屯聚的金山一带逼近。中原安定，云南、四川问题也得到解决，明廷欲调军集饷解决辽东纳哈出集团。六月，纳哈出接受了明朝招降。明廷陆续增设开原、铁岭、义州、锦州、广宁等卫城。在今吉林白城一带设置兀良哈三卫，后迁至大宁。

金山战役结束以后，明廷致力于收复东北地区元朝旧疆，并通过增置卫所的方式将防线向西、东、北三方进行延伸，基本完成了卫城的修建。洪武后期至永乐年间，明廷在通往卫城等经济、军事重镇的交通要路上兴建驿站、递铺、运所等屯堡，辽东防御体系日臻完备。明初，边疆城镇兼具“屯田”和“戍守”的属性。明朝不断诏谕辽东都司重视卫所屯田，但卫所军士仍以御敌和戍守为业，粮饷供给常年依靠朝廷海运。

二、辽东都司军政管理体制的完善

明朝为了监控蒙古势力，保护已收复的辽东疆土，进而经营北部区域。永乐至宣德年间，明廷不断强化辽东地区的军政管控力量。明廷在辽东都司卫所体系之上设置藩王镇守要冲、夯实关外咽喉之地、沿边新占之所。藩王的基本配置为：军事重镇建有宫室府院，统率三个卫治及专有军队。但开原之韩王、沈阳之沈王、广宁之辽王三位藩王影响有限，永乐时期均退出辽东军政体系。由于辽东地区仍未安定，人力资源有限，所以辽王等屯卫配置皆未成型。

辽东都司成熟的管理体制与马云、叶旺等将官的杰出能力使辽东地区社会秩序得以逐渐恢复。当时，辽东主要政事还涉及如何安顿内附的少数民族，以及对部族聚居区域实行何种统治政策。朱元璋的政治构想是直接经营，即通过征招等方式设置卫所、移民屯田，继续向西北、东北推进。永乐时期，朱棣则将朱元璋“招徕远人”的优待政策制度化，设立羁縻卫所，因俗而治。明廷在开原卫、定辽卫附近修筑城池，设州治，安顿内抚蒙古、女真等族人口。

明廷在西部草原、东部山区及谷地等蒙古、女真聚居区广设羁縻卫所。其管理体系亦与北方军镇同，设指挥同知、千户等职。永乐时期，明廷设置的羁縻卫所约有一百六十八处，且多为永乐八年前所建。明廷需要在北部地区设置都司管理诸卫朝贡、选官、征兵等事务，以及继续招抚其他部族。最为关键的是，明廷通过设置高级政区来巩固与扩大现有招抚成果，并将其影响拓展至北部外兴安岭、黑龙江、库页岛，东部沿海、沿江、朝鲜半岛北部等区域。明廷在奴儿干都司境内造大船、通驿路，维系京师、辽东都司、羁縻卫所等地域间的联系。

无论内附的安乐、自在二州，还是兀良哈三卫、黑龙江、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等接受招抚的羁縻卫所，各级官员皆由本族酋长担任或推荐，可世袭罔替。明廷通过封职、赏赐、给予互市权力等方式激励其为中央王朝服务。蒙古、女真各族在朝贡时，首领亲赴京师献上精良土产以表臣服和尊崇。明廷赏给玉帛、衣帽以示关怀和支持。蒙古、女真等部族可用当地渔猎产品换取辽东地区的耕牛、农具、食盐、布匹等必需生产、生活资料。

明代，部族发展壮大的关键资源皆需凭借与明廷良好的政治关系。辽东地区西部、北部、东北部的疆域形成稳定的治理体系后，明廷亦需在东南部沿海一带构筑安全屏障。永乐初期，辽东都司在滨海地区修筑防倭墩台，严行守备。辽东总兵官都督刘江凭借金州旅顺一带的御敌堡台严密布防，取得望海大捷。后百余年间，辽东海域无大警，但沿边卫所仍负责执行巡海、剿捕海寇等事务。图们江、鸭绿江地区中朝疆域划定问题一直为明初边疆安全、对外交往的矛盾焦点。

三、明初辽东地区的社会概貌

辽东防御体系确立之后，境内居民生活亦日趋稳定。辽阳等河东之地为传统农耕区，且明廷较早在此设治，社会经济迅速恢复。朝贡体系下中朝政治交流主要在辽东腹地，即朝鲜使臣赴明朝沿途所经之处。辽东地区的军民机构与城镇风貌成为中朝贸易的重要背景。明初辽东战乱，民众居无定所，农事尽废，驻军粮饷匮乏。辽诸将首要任务是：分兵屯驻军事重镇，修葺城池，安抚境内居民。军事上控制辽盖地区后，遂创设卫所，调兵屯田，扩建军堡，练军保民，以巩固军事成果。洪武年间，地方守将修筑城池务必高深坚固，为经久之用。辽东新筑城堡的面貌一新，即“城修百雉峻，障布六花开”。明代以前中原政权虽在辽东设治，但更长的时间里“诸夷更相割据，各施其”，汉文化影响较弱。

明初，辽东腹地主要居民为元遗民、明军及家属。明廷对内附蒙古、高丽、女真等土著居民采取“不易其处”、“使之各安生业”的政策。具体来说，朝廷对于主动归附的少数民族部众给赐物资，遣还原地居住。明廷赐以冠带，据其“原处何职”进行差遣。明廷收复辽东时制定了以纳降为主辅以军事打击的方针。所以，辽东都司可因地制宜，灵活安排归附的元朝将卒和少数民族部众。具体来说，将官根据辽东都司卫所职位和个人经历仍以留用，军卒编入卫所，分遣各地给田屯种。这些土著居民与明军士卒在相同的体制内生产生活。土著居民多延留原俗。

辽东卫所中各民族混同杂居，皆隶卫所军籍，在相同的体制下碰撞、融合，逐步形成辽地文化。“辽人”与塞外蒙古族和边外女真人不同，他们语言虽异、习俗不一，但在统一的政治制度下、生活空间中，同一阶层身份无差，进行相同的生产劳作，终融合成“辽人”文化共同体。随着时间的推进，明代辽东地区多元文化共同体中汉族文化成为主流。洪武十五年（1382）十二月，朝廷赏赐辽东诸卫士卒有十一万二千一百二十八人。洪武末期，辽东地区都司卫所制度已经确立，除鸭绿江至连山关一带尚未设治外，辽东境内的战略要冲均设卫城，境内军民均编入卫所。

辽东卫所屯军多来自内地，驿站、递运所军卒也来自戍辽东的中原人口。辽东设治伊始，卫所制度和屯田制度将辽东人口聚拢在屯堡周围，有警御敌，平时耕作。屯田制一度带动了辽东地区的农业发展，尤其是军屯保障了军镇的粮食供应，人口的增殖与土地的开垦亦加强了辽东屯堡的防御能力。汉族军士是屯田耕作的主体，屯田制度决定了汉文化将成为辽东地区的主流文化。辽东都司积极推进屯田之法，并课之以税。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儒学亦在卫城落地生根。

总结

辽东地区汉文化不是数量上的优势而是体现在社会上层的提倡。有识之士均希望帝王将官推行社会教化来易辽东之蛮俗。建文时期，辽东童皆崇尚读书，社会风俗中汉化程度逐渐加深。简言之，辽东都司卫所治理体系确立后，境内各族民众混同一家，形成多元的边疆文化。在明代一统的制度下，汉文化逐渐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主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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