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北部的红石峡景区，崖壁上满目是一处处摩崖石刻。
石峁古城作为我国北方的超大型中心聚落，仅仅是陕北史前城址群中的“冰山一角”。
从商周起，陕北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北部边陲，北控河套，南蔽关中，西通陇右，东卫中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史与自然地理的特殊性，使这里成为多民族、多文化的汇聚、交融之地，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两大文化的交汇地带，到汉代，初步形成了以农耕文化为主体，融汇大量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在内的区域文化格局。秦汉以后，这里长城纵横，堡寨相连，成为汉族与北方草原民族征战厮杀的大漩涡。
资料表明，陕北不仅是我国筑城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史前筑城规模最大的地区之一。截至目前，随着大规模的调查，陕北的史前石城址已探明的共有70多处，城址数量、密集程度、单个城址的面积，以及先进的筑城技术等，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
九三学社中央原巡视员孙伟林说：“这次到榆林，我确实被陕北的厚重文化所震撼！”
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编剧王斌慨叹：“在那一片远没有被足够重视乃至挖掘的边疆地区，还有多少‘故事’依然在沉默着，等待着我们去唤醒！”
孙伟林告诉本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他在科技日报工作时曾跟踪采访过“夏商周断代工程”，那时，历史学者注意到了石峁出土的“牙璋”玉片，但还真没有想到此后会有石峁遗址如此庞大的都城遗址的出土。“若证实是中华文明的源头，确如学者所说，可谓是‘石破惊天’。石峁遗址的发现和研究证明，中国古代文明是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共同创造的，古代中原地区与边远地区的文化间存在着双向的传播影响。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历史的脉络正在逐步清晰。”
参观高家堡镇城墙。
孙伟林认为，“石峁遗址文化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要把中国古代文明放到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背景中去考察理解、比较和估价。从东西方文化发展的视野，以世界的眼光审视我们的历史，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建立文化联系和一种人文的情感连续体，从不同角度认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关键要素，从而不断改变我们对世界和对自己的认知。”这些不断更新的认识，不仅给我们以思考的勇气和力量，更将让我们在未来发展中实现对民族自身认识和发展道路的一次次突破。“史前文化是从野蛮过渡到早期文明的历史阶段，在历史的长河中，真正使我们内心震撼的是文明的力量。”
在外城东门址，神木市石峁遗址管理处讲解员向学者们介绍石峁遗址发掘情况。
对石峁遗址的研究，对今天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石峁城曾辉煌存在了500多年，然后消失了，或者是被遗弃了，估计主要是对环境的破坏所致。这难道不是对榆林今后的发展，对中国乃至人类未来的发展有很多深刻的启示意义，引起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吗？
王斌说：“石峁沉默了43O0年，没有留下文字和行迹，消失在了浩瀚的历史时空中，只为世人展示了一座不可思议的奇迹般的由石块、玉石与木条垒砌而成的庞大城池，而城池的中心—-皇城，其结构复杂的‘宫禁森严’的建筑格局与气象已昭示了史前东方皇权的典型特征。我相信传說中的华夏始祖黃帝，就是从这里出发而开始了他的远征，由此创建了一个号称为华夏文明的古国——尽管彼时，国之概念远未形成，只因生态之由，众族自愿或被迫聚合为一原始共同体。”
国内外部分学者在皇城台前留影。
王斌感言，此次参观4300年前的石峁城与1600年前的匈奴大夏王朝的遗址，大家都颇受震撼。
研讨会上各抒己见，阐述之观点眼界开阔且独到，显示了思想的魅力。
华夏文明是如何形成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她又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们现有的历史观是否需要质疑乃至重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仅仅以一个野蛮与文明的冲突就能概括和总結的吗？胜者的一方是否就能以胜者之姿定义过往的历史？
在那一片远没有被足够重视乃至挖掘的边疆地区还有多少“故事”依然在沉默着，等待着我们去将它们唤醒。
美国学者在石峁遗址听翻译讲石峁文化。
王斌与孙伟林在“万里长城第一台”——镇北台上眺望。
“陕北是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界线上，是两种文化混合的农牧交错的文明地带，是游牧和农耕两个文明的过渡地带。司马迁有一句话说：中国之事，大凡起于东南，成于西北。而‘成事’的西北就落在这条农牧交错线上，所以又被称为司马迁线。”学术人刘刚说。
刘刚认为，如果榆林清涧县的鬼方城是实在的，又有王国维先生关于匈奴人在殷周时期有叫鬼方的提法做证据，那么，统万城还不是唯一一个匈奴人的城，清涧的鬼方城应该是最早的匈奴人的城。石峁人消失之后很可能有一部分来到这里，建了鬼方城。石峁城也许也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复合后形成的，一旦史前文明解体，或者两种文化发生冲突时，农耕文化南下，游牧文化北上，各走各的路。而南下的一支参与了中原文化向国家起源的迈进。
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教授在出土于石峁遗址的这件石头人前沉思。
刘刚与李冬君夫妇参观榆林学院陕北历史文化博物馆。
北京全影时代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温皎阳在红石峡。
他介绍，王朝国家有几个标准：第一，世袭制；第二，集权制；第三，要统一。二里头遗址，显然不够这三个标准。至于夏禹与儿子夏启的传说，表明他们开始向王朝国家过渡。
殷周时的鬼方，到周武王时叫猃狁。《诗经》里的朔方城，是周人建的，证明当时猃狁还在这一带活动。春秋战国以后，猃狁才被叫成匈奴，同时还有多种称呼，直到汉朝匈奴人才开始定型。如匈奴在春秋时期被称为西戎或北狄，周幽王即被西戎所灭。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学匈奴，秦统一后，蒙恬在河套地区把匈奴赶向大漠深处。
“在榆林随便触摸一下，都是滚烫的历史热土。这次看石峁，特别震撼。”历史学者、南开大学教授李冬君感慨地说，从文化中国来源的角度，可以给石峁一个定位。石峁居于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焦点，大约4000年前，中国史前文化正向历史过渡。这一时期，中华文化一个很大的特征是用玉文化，同时接纳了青铜文化。青铜是从西方过来的，来自两河流域，7000年前两河流域就孕育了苏美尔文明，而且它已经是一个国家形态了，一个王朝集权的国家形态，他们拥有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制造技术。
她说，石峁遗址出土了石范，看来他们也掌握了青铜工艺，虽然目前还未发掘出青铜作坊，但该遗址周围，如甘肃武威皇娘娘庙遗址已发现了青铜作坊，说明青铜器在4000年时已经西来，遇上了东来的玉器。“东西方文明在此汇合。这是一个国际历史视野下的石峁遗址的文化形态，因为那时没有国家与民族的概念，哪里有自然资源就迁徙到哪里，就是不断地寻找新的资源。石峁人在石峁之地找到了可以养育他们的资源，尤其是碰上了东西方文明在此遭遇的契机，碰撞出一个抬脚就要迈进国家起源之门的文明形态，有非常了不起的宫殿式建筑。”
在榆林红石峡参观考察摩崖石刻。
李冬君介绍，他与丈夫刘刚近年来在做“重读中国历史”建构，就是从“文化的江山”角度去重读，发现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中国，一个是“王朝中国”，一个是“文化中国”。一个王朝最长不过二三百年，每个王朝加起来也不过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华文明五千年，那么三千年之前是什么历史呢？那就是“文化中国”，是文化中国的历史。“如果抛开王朝的断代，文化中国的五千多年的历史不曾断裂过，人种也没有更新过。
国内外人文社科领域学者在石峁遗址核心区皇城台前留影。
“应当怎么看中国历史？”李冬君认为，要站在世界史的角度看中国历史，我们是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榆林尤其是石峁文化，不是中国史的地方志，它在中国史前文明发展中居于一个很重要的地位，那就是玉文化和青铜文化在此相遇，携手创造历史，迈进国家起源的门槛。“玉和青铜器代表当时最先进的工艺和技术，从石峁遗址出土的石块上的浮雕来看，实际上是玉器上的浮雕形象，表明东方来的玉文化融入当地文化中。当青铜取代玉器成为主流之后，玉器上的纹饰基本都落实在青铜器上，成为青铜追慕的图腾偶像。还有石峁的建筑里，有很丰富的内涵，它集中融合了史前东西方的很多东西，这需要很高的智慧。”
文：文汇报驻陕记者韩 宏
图：韩 宏
编辑：韩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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