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州孙子研究会 孙兵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具体来说，自上世纪末开始的宏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把中华文明史的时间标尺前推到了公元前2070年。中国兵学，贯穿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像儒学、易学、道学及佛学等几种主要学说一样，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把中华文化概括为“兵、农、医、艺”四大实用之学，兵学列在榜首，这是为了说明中国是一个兵学思想发源较早而又著述宏富的国度。中国兵学中国文化贡献给世界文明的智慧的礼物。千百年来，它以它那慧观的哲学为人类智慧增添了无尽的养料。正如一个日本学者所说的那样，只要人类存在，中国兵学的价值就不会消失，战争被消灭了，它的智慧却可帮助和平的人类更好地生活。
什么是“兵学”呢？在中国传统时代，“兵”字的含义很广，本义是指武器，又指士卒和军队，还指军事活动。
什么是“兵学”呢？“兵学”一词，最早见于北宋时期，明代大文人茅元仪在其编著的《白华楼书目》中把兵书分类为“兵学”，此后，这个概念一直沿用到近代，1933年出版的《军事学通论》指出：“军事学即我国所谓兵学。”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出版的《红星报》开始使用“军事科学”一词。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写的《军语画一》，把“军事科学”正式列为通用的军语。这么看来，它已经上升为一门科学。我国著名科学家、系统科学的奠基人钱学森，在论述现代科学体系时指出，现代知识体系由军事科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十一个并列的大部类构成，把军事学放到了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平起平坐的地位。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军事学与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并列为国家11个学科门类。军事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为国家正式承认。
时代在发展，人的认识也在进步。从“兵学”到军事科学，两个概念存在着时代的差异。兵学作为传统学术，它是指研究战争、指导战争和军队建设的原则和方法的学问，如果加以时间上的限定，则可以断其上限于远古时代，断其下限于晚清时期。中国兵学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兵法、兵略、兵制、兵器、兵家五个方面。
我们是通过兵书来认识掌握兵学的。中国的兵书有多少呢？根据当代出版的《中国历代兵书》中统计，截至清朝末年，中国古代共产生兵书三千二百二十七部，加上民国时代的一百五十多部，则我国古代兵书总数可达三千三百八十种，两万三千五百零三卷。其中存世兵书两千三百零八部，计一万八千五百六十七卷。这一估计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至少说明一点：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它的文化宝库里兵书占了相当的比重。这些兵学典籍，不只是卷帙浩繁，内容博大；而且“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包含的文化底蕴也相当深厚。这些兵书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一书，简称《孙子》，居中国兵家著作之首，与《周易》、《论语》、《老子》同为中华民族众多典籍中最为重要的四部经典著作。正像“四大发明”是西方中心主义者不愿承认又不得不承认的“奇迹”一样，中国兵书也是这样一种奇迹，是一种尽管人们心怀偏见，但只要正视战争的客观现实就不得不躬身致礼的奇迹。
中国兵学有什么深邃之处呢？
从文化意识的层面来看中国兵学，如果不为具体的兵学内容所限，透过兵学本身，着重发掘其文化意识内涵、思维特色与人文睿智。在这条思路下，人们虽然也能看到体现兵学特点的“雕弓宝剑”“残钺折戟”、“刀光剑影”、“沙场征战”——但看到更多的是隐藏在其背后的中华民族的人文意识及它所代表的文化底蕴。用句古诗概括为“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更高处。”
战争是一个幽灵。古往今来，多少人对神秘难测的战争风云感到恐惧、一筹莫展。19世纪之前的西方，几乎没有人认为战争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18世纪法国元帅沙克斯说“战争是一个充满阴影的科学”，并声言“所有的科学都有原理，唯独战争没有。”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说“在战争问题上，一个人永远无法有把握地预料上帝是怎样安排的。”英国人罗依得认为战争“只是天才的产物，而天才是自然赐予的。”就连克劳塞维茨也有意无意夸大战争的偶然性和无规律性。说“战争无论是就其客观性质来看，还是就其主观性质来看都近似赌博。”公元前五世纪的孙子早已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前苏联著名军事理论家拉津教授说“孙子的功绩在于，在古代的理论家中，企图证明战争不是各种偶然的凑合，而是有其客观基础的人屈指可数，孙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孙子是提出战争计划的第一人。”
从整体上怎样把握中华兵学的特点呢？就中国兵学文化看，有三个显著特点，可以不夸大的讲，这三个显著特点，也就是中国智慧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整体性。从思维形式上看，兵学文化突出特点是注重整体，长于综合，追求统一。中国智慧不同于西方智慧亟亟于探究此岸与彼岸的本质区别，灵魂与肉体的区别，更乐于以笼统直观的方式论证“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表明为一种朴素的整体思维的优长，具体化为对“势”的阐发，孙膑贵势，总体把握五事、五危、知胜有五……
为什么中国的战争观是慎战止战而非崇尚武力呢？正是由于整体思维的原因。战争是关乎天文、地理、人事庞大的系统工程，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既然决定战争的因素是全面的而非单一的，综合的而非支离的，所以兵家强调“夫竭三军气，夺一将心，疲万人力，断千里粮，不在武”，单靠武力是不行的。只有整体谋划，综合分析，统筹调度，才能制胜。
中国兵学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兼容性或者说包容性。这里说的兼容是不抱有门户之见，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意思。任何一个学派，只要它能够流传下来，就必然是个开放的学派。在坚持自己独特的思想内容的同时，吸收其他学派中的有益成分，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兵家亦是如此。“兵”事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各个层面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以“兵”为研究对象的兵学，丝毫不能忽视社会中其它要素的作用。这种实用的性质，决定了兵学文化里不能固守某种文化观念，或排斥另外的文化观念；也不毫无原则地赞同或附和其中的一种文化观念，更不能把学派之争看得至高无上。而是能在论述某一兵学见解时使用不同的观点相互掺杂、相互吸收、相反相济或相辅相成。例如，兵学论著里，常常渗透有儒家的观点、道家的观点和法家的观点，也正是中华兵学文化的兼容性，使得它不容易走向极端。
中国兵学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思辨性。
思辨，本来是哲学思维形式固有的特点，是古今中外的哲学共同具有的，但是也不是每个哲学家都能把思辨的特点运用得很好。但是兵学就不同。我常说军事学最接近真理，最接近真哲学，因为战场上没有“三种可能性”，也没有“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可能，战场上的军人只有一种可能性：要么生，要么死。选择正确者生，错者亡。掉脑袋的事哪能容人胡思乱想。“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至处血斑斑”这两句诗令人回味，流血了就知道真理。生死之地有真理。在面临生死的时候，人就不空议论了。
与整体思维模式相关，兵家智慧的辨证方法，也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它是互补的辨证而不是否定的辨证法。它的重点在于揭示对立项双方的补充渗透，以取得事物或系统的动态平衡和相对稳定。而不在于强调概念或事物的斗争或不可相容性。传统兵学或古典军事学，是中国传统辩证法体现的最透彻、最精粹的学科或领域。例如，在传统兵法里表现最玄妙最频繁的就是奇正：无不奇，无不正，正也为正，正也为奇，奇正相生，循环无穷。
由于军事运动里人的认识正确与否，常常危及国家存亡、民族兴衰和民众生死，由于这种运动的变动不居和难以预知，因而，启用人们的思辨能力就显得异常重要，由于思辨，使得人的认识清晰，判断准确，推理合乎逻辑，使得人们对已知与未知的不同认识取向，以及历史的因素与现实的因素，都能及时地把握并加以比较、鉴别、吸收，从而可能得出一种合乎事物自身发展法则的结论。同样的缘由，使得兵学理论成为一种生动活泼和奋发向上的科学。
孙子的思想能够穿越2500年时空，就在于其聪慧而久盛不衰的东方哲理。在人类这个生死抉择的时刻闪烁着理性的光芒，指引着黑暗中的路人。随着历史跨入21世纪，中国古代的兵家，尤其是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缩影的传统兵学的魅力不仅没有丧失，相反，正逐渐引起世人更大的关注。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华兵学的当代意义之所在，也是其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运用发展的根本原因。（滨州市台办阮龙帮约稿）
